1954年的春风吹进沪市时，严浩翔正站在自家纺织厂的车间里，看着工人们将印着“公私合营”字样的红绸系在机器上。阳光透过高窗落在他身上，蓝布中山装的袖口磨出了细毛，却挺括得一丝不苟。
“严厂长，记者同志到了。”通讯员小跑着进来，声音里带着点兴奋，“是《解放日报》的贺记者，就是常播工业通讯的那个，声音特别好听！”
严浩翔的指尖顿了顿，手里的算盘珠子停在半空。贺峻霖这个名字，他听了快两年了。每周三晚八点，厂里的老式收音机总会准时响起那道清亮的声音，讲着全国各地的工厂革新，讲着劳动模范的故事，也讲着国家政策的新动向。他总在加班后，坐在办公室里听完那半小时，像是给疲惫的日子添了点甜。
“请他到办公室。”严浩翔放下算盘，理了理衣襟。车间里的机器轰鸣声还在继续，红绸在风里轻轻摆动，映得他眼里也染上点暖意。
贺峻霖走进办公室时，正撞见严浩翔在倒水。男人背对着门，肩背挺直，阳光勾勒出他利落的轮廓。听到动静，他转过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贺记者，久等了。”
“严厂长客气了。”贺峻霖伸出手，掌心温热，“我是贺峻霖，今天来想了解一下厂里合营的情况。”他穿着件浅灰干部服，胸前别着支钢笔，眼睛亮得像浸了水的墨玉，和收音机里那道声音一样，让人觉得亲切。
两人在藤椅上坐下，搪瓷缸里的茶水冒着热气。贺峻霖拿出笔记本，钢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很轻：“听说您是主动提出合营的？不少资本家都在观望，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严浩翔笑了笑，指尖摩挲着缸沿：“我这厂子是父亲传下来的，抗战时差点被日本人炸平，是工人们凑钱保住的家当。解放后，国家给了贷款更新设备，才有了今天的规模。”他看向窗外，车间里的红绸格外醒目，“现在国家号召合营，是为了集中力量搞生产，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我没道理不响应。”
贺峻霖的笔尖顿了顿，抬头看他。眼前的男人不像传闻中那些谨小慎微的资本家，眼神坦诚，语气里的热忱不似作伪。他想起出发前总编的话：“严浩翔是个奇人，年轻有为，思想进步，好好挖挖他的故事。”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严浩翔带他参观车间，讲着机器的革新，讲着工人的福利，讲着合营后厂里的新规划。说到兴头上，他会撸起袖子，亲自演示新机器的操作，额角的汗珠顺着下颌线滑落，在阳光下闪着光。
贺峻霖跟在他身后，笔记本记了满满几页，心里却莫名地记下了些无关的细节：严浩翔讲解时会下意识地轻敲机器，像在打某种节拍；他给工人递水时，会先把搪瓷缸擦干净；他的皮鞋后跟磨平了一块，却擦得锃亮。
“严厂长对政策理解得很透彻啊。”回办公室的路上，贺峻霖由衷地说。
“都是听贺记者你的广播学的。”严浩翔转过头，眼里带着点笑意，“你讲的公私合营案例，分析得很清楚，我常让厂里的干部一起听。”
贺峻霖愣了愣，耳尖悄悄红了。他没想到自己的广播竟会被这样记挂着，心里像被热茶烫过，暖烘烘的。
夕阳西下时，采访才结束。贺峻霖收拾笔记本起身：“耽误您一天时间，非常感谢。”
严浩翔送他到门口，看着天边的晚霞，忽然开口：“贺记者要是不嫌弃，厂里食堂今晚做了红烧肉，一起尝尝？算是……感谢你这些日子的广播启发。”
贺峻霖看着他眼里的真诚，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好啊，”他笑了笑，“那我就不客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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