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七十年代婚礼

那时嫁妆，皆出自娘亲的手——红布鞋底纳得厚实密实，鞋面上几朵粗朴的牡丹花绣得歪歪扭扭，枕套上则用丝线穿绕出“革命伴侣”四个大字，针脚细密，每一针都仿佛缝进了母亲深长的叹息与无言的嘱托。

当晨光初露，窗上鲜红的“囍”字也染上朦胧的亮色。我坐在镜前，母亲用一把老旧的木梳梳理我的头发，动作轻柔。她细细叮嘱：“往后，便是他家的人了，做活勤快些，别叫人轻看了咱家闺女。”我望着镜中母亲憔悴而专注的脸庞，心口隐隐发酸，却不敢言语，只默默点头应承。窗外，邻居们已聚拢在门口，低声细语议论着，眼神里既有好奇，也有毫不掩饰的羡慕，仿佛在窥探一场遥远而珍贵的仪式。

接亲的队伍终于来了，几辆自行车排成一溜，车身披红挂彩，车头插着红纸花，喜气洋洋地停在家门口。新郎穿着崭新的蓝色工装，胸前佩戴着红花，脸上掩不住紧张又喜悦的神情。他扶我坐上自行车后座，车子启动时微微晃了一下，他慌忙稳住车把，惹得大家一阵善意的哄笑。车铃叮当响着，如同清泉敲击石壁，我坐在后座上，手紧紧攥住他的衣角，内心翻腾着一种酸涩与甜蜜交织的眩晕感。

婚礼在厂里食堂举行，墙壁上挂着***像和革命标语，两边贴满了鲜艳的红双喜字。桌椅简陋，却擦得锃亮。工会主席当证婚人，声音洪亮地念着贺词，底下工友们坐得满满当当，目光灼灼，笑容朴素而真挚。掌声响起时，如疾风骤雨般，短暂却极其热烈，将食堂屋顶都震得嗡嗡作响。

婚宴最为简单，桌上只摆了几碟炒花生米、一盆熬白菜，还有一盘珍贵的罐头橘子瓣。工友们纷纷围拢过来，有人掏出一两毛钱，有人捧着印着红双喜的搪瓷脸盆，还有人提来印着“抓革命促生产”的崭新暖水瓶。搪瓷脸盆盆底那对鸳鸯图案，红得鲜艳，映着灯光；暖水瓶上红彤彤的字迹，亦如火焰般跳荡——这些物件带着温度递过来，每一样都沉甸甸的，盛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集体生活里滚烫的信任与温暖。

那个年代，婚姻的证明，是一张印着五角星、红旗图案的奖状式结婚证，简朴得如同那个时代本身。新房里，那只印着“革命伴侣”的搪瓷盆安静地立在脸盆架上，暖水瓶则立在五斗橱上，它们日复一日盛接着清贫生活里的水流与温度。

如今回望，那些简陋的嫁妆、朴素的婚宴，似乎只余下褪色的记忆。然而当年工友们凑份子送来的搪瓷盆、暖水瓶，却始终在岁月的角落中无声地发着光——它们盛放的，岂止是清水或温度？那是人情的分量在艰难岁月里凝成的结晶，是比所谓“三转一响”的浮华更沉、更暖的质地。

原来最深的富足，并非来自物质的丰盛，而是生于匮乏的缝隙里，人与人之间那毫不吝惜的给予与贴近：旧物之上印刻着“革命伴侣”的誓言，其中沉甸甸的暖意，竟能穿透时光的层层尘埃，至今犹在诉说——那是在清贫的底色上，由人心点亮的、永不熄灭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