鹧鸪天·曲园黎演众生戏

左夫子

袖底烟云各一时，为谁翻转旧胭脂？

寒灯照影千场外，秋水凝瞳数幕迟。

悲欢凿，姓名蚀。衣冠暂借鬼神辞。

园中唱彻浮生屑，散作人间未了诗。

《未了诗》

民国三十一年的北平，秋深得像一砚化不开的浓墨。曲园门前的两盏气死风灯在晚风里摇晃，昏黄的光晕勉强勾勒出斑驳的匾额。园子里，最后一折戏正要开锣。

黎阔坐在后台的妆镜前，镜面裂了道细纹，将他的脸分割成两半。左边已勾好红脸关公的油彩，右边还是素面。他用小指蘸了点胭脂，在右颊轻点，胭脂盒底映出他的眼睛——六十岁了，眼白泛黄，唯有瞳仁还清亮如秋水。

“黎老板，今晚还上《单刀会》？”徒弟小棠递过热毛巾。

黎阔摇头：“改《走麦城》。”

小棠一愣。《走麦城》是关羽败亡的戏，不吉利，戏班规矩，除非堂会点名，否则不唱。

“师傅，这……”

“上妆吧。”黎阔闭上眼睛。

铜锣一响，大幕拉开。台下稀稀拉拉坐了二三十个看客，多是裹着旧棉袍的老戏迷，缩在阴影里，像一尊尊褪了色的泥塑。黎阔踩着锣鼓点上台，一身绿蟒袍，髯口雪白，提青龙偃月刀，亮相时仍是当年“活关公”的身段。

“大江东去浪千叠——”开嗓，声如裂帛。

可唱到第三句，黎阔忽然顿了。不是忘词，是看见了台下第三排那个空座。那是程先生的位置。程先生是大学教授，每周末必来，总坐第三排正中，闭着眼听戏，手指在膝上轻轻叩着板眼。上周，日本宪兵冲进燕京大学抓人，程先生挡在学生前面，中了枪。消息传到曲园时，黎阔正在勾脸，手一抖，眉笔画斜了半寸。

黎阔定了定神，接着唱下去。但今夜的声音里，多了些东西。不是悲怆，不是愤怒，是一种更深的、近乎平静的哀凉。唱到关羽被困麦城，夜走临沮时，黎阔忽然改了一句词。原词是“想当年过五关斩六将，谁料今日走麦城”，他唱的却是：

“想当年座上客皆豪杰，谁料今日故人稀。”

台下静了一瞬。老戏迷们互相看了看，没人说话，只是把身子坐直了些。

戏终，关公败亡。黎阔跪在台上，做自刎状。按规矩，这时该有满堂彩——哪怕只有一个人叫好。但今夜，台下寂静如坟。黎阔慢慢起身，卸了刀，走到台前，对着空荡荡的园子深鞠一躬。起身时，一滴汗顺着油彩滑下，滴在戏台上，晕开一小片深色。

回到后台，小棠默默递上卸妆油。黎阔对着镜子，一点点擦去红脸。油彩混着汗水，在棉布上洇成一片混沌的颜色，像血，又像胭脂。

“师傅，程先生的事……”

“知道了。”黎阔打断他，“明天的戏单呢？”

小棠递上单子。黎阔扫了一眼：《霸王别姬》《定军山》《四郎探母》……都是热热闹闹的戏。

“加一出《哭灵》。”

“《哭灵》？那是旦角戏……”

“我反串。”

小棠不敢再问。他知道，师傅心里有事时，就会反串旦角。班子里老人说，黎老板年轻时是演旦角起家的，后来倒了嗓，才改唱老生。可他从不说为什么倒嗓，也不说为什么再不唱旦角。

夜深了，戏班子的人都散了。黎阔独自留在后台，打开那只紫檀木的戏箱。箱子里整整齐齐码着行头：蟒袍、靠旗、褶子、帔……每一件都洗得发白，但针脚细密，金线依然亮着。最底下，压着一套水红色的女帔，绣着折枝海棠，颜色旧了，但依然娇嫩。

黎阔的手指抚过那柔软的绸料。二十七年前，他就是穿着这套帔，第一次登台唱《牡丹亭》里的杜丽娘。那晚，台下来了个穿中山装的年轻人，坐在第一排，眼睛亮得像星。散戏后，年轻人在后台门口等他，说：“你唱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让我想起故乡的春天。”

年轻人叫顾清明，是北大的学生，后来成了地下党员。他们相爱了三年——在戏园后台的角落里偷偷说话，在什刹海的月下散步，在黎阔那间小屋里读书读到天亮。顾清明教他认字，给他讲《新青年》，讲“德先生”和“赛先生”。黎阔则教他唱戏，说：“戏里有人生百态，唱的是古人，演的是今人。”

民国十六年，春天来得特别晚。顾清明说要南下参加起义，临行前夜，他们最后一次对坐。顾清明说：“等新世界来了，我带你去看真正的姹紫嫣红。”

黎阔问：“那时我还唱戏吗？”

“唱，当然唱。不过不再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要唱工人、农民，唱普通人的悲欢。”

顾清明走后三个月，黎阔的嗓子忽然坏了。大夫说是急火攻心，又说可能是被人下了药——班主嫌他和“危险分子”来往，怕惹祸上身。总之，那个能唱到云霄里的声音，一夜之间变得沙哑低沉。

黎阔没哭。他收起旦角的行头，开始学老生。倒了嗓的人唱老生，反而有种沧桑的韵味。渐渐地，“活关公”的名号又响了起来。只是他再没唱过《牡丹亭》。

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的炮声震醒了北平。曲园的生意一落千丈。班主带着一半人马南下，黎阔没走。他说：“戏园在，戏就在。戏在，人就还有念想。”

这些年来，曲园像一艘破船，在时代的惊涛骇浪里勉强浮着。看客越来越少，有时一场戏只有七八个人。但黎阔坚持每天开锣，哪怕台下空无一人，他也对着空座唱完。

今夜，他拿出那套水红帔，轻轻抖开。海棠花在昏黄的灯下，依然有当年的娇艳。他对着镜子，开始勾脸：敷粉、描眉、点唇……手法有些生疏了，但底子还在。当最后一笔胭脂扫上眼尾时，镜子里出现了一个陌生又熟悉的面孔——那是二十七年前的自己，也是杜丽娘，也是所有他演过的女子。

没有伴奏，他清唱起来：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声音沙哑，没有当年的清亮，却多了一种深沉的韵致。每一个字都像从岁月深处打捞上来的石子，带着水痕和苔迹。

唱到“良辰美景奈何天”时，后台的门忽然被推开了。小棠站在门口，手里提着食盒，愣愣地看着他。

黎阔停住，没有回头。

“师傅，您……”

“过来。”黎阔招招手。

小棠走近，看清镜中人的脸，眼眶忽然红了。

“这套行头，送你了。”黎阔开始卸妆，“你是班子里最有灵气的旦角苗子，可惜生不逢时。”

“师傅，我不行……”

“行不行，得唱了才知道。”黎阔转过身，看着这个十八岁的少年，“我教你一出新戏。”

“新戏？”

“嗯，戏名叫《众生相》。”

接下来的日子，曲园白天歇业，晚上却亮着灯。黎阔开始教小棠《众生相》——这不是传统的戏，没有固定的本子，只有一套独特的演法：一个演员，在一出戏里要变换十二个角色，从卖菜的妇人到潦倒的书生，从垂死的老人到新生的婴儿。每个角色只有几句唱词，但要用不同的身段、嗓音、神态。

“这戏难在哪？”黎阔问。

“难在变装快？”小棠试探。

“不，难在‘真’。”黎阔说，“演卖菜妇，你得真闻过菜市场的味道；演书生，你得真读过圣贤书；演将死之人……你得真见过死亡。”

小棠似懂非懂。

黎阔不再解释，只让他一遍遍地练。练到第三个月，小棠忽然在某次练习中哭了——他演到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时，想起了自己早逝的娘。

“对了。”黎阔点点头，“就是这个。”

民国三十二年的春天，日本人下了命令：所有娱乐场所必须登记上演剧目，不得有“煽动性内容”。曲园收到了审查通知，三天后有宪兵队来看戏。

班子里人心惶惶。有人说该唱《大东亚共荣颂》——那是文化协会发的样板戏。黎阔不说话，只把戏单改了：当晚只演一出，《众生相》。

“师傅，这太冒险了！”小棠急得跺脚。

“戏本来就是冒险。”黎阔平静地勾脸，“上台如赴沙场，生死有命。”

演出那晚，曲园坐满了人——一半是真正的戏迷，一半是便衣特务。宪兵队长坐在第一排正中，腰间的军刀闪着冷光。

锣响，幕开。

小棠上台，一身素衣，不勾脸。开场是一段独白，黎阔写的词：

“今夜晚，无帝王将相，无才子佳人，只有这红尘里，几个无名无姓的魂。”

然后，戏开始了。

第一个角色是拉黄包车的老汉，唱一段北平街头的小调；第二个是女学生，念一段舒婷的诗；第三个是疯乞丐，唱的是莲花落……小棠在台上飞快地变换着身段、嗓音、神态，没有换装，只靠一柄扇子、一条汗巾做道具。

台下渐渐安静下来。便衣们的手从枪套上松开了，宪兵队长紧皱的眉头也舒展开来——他听不懂唱词，但被那种纯粹的生命力打动了。

演到第十一个角色——一个将死的老人时，小棠唱道：

“这一生，爱过人，也被人爱过；恨过人，也被人恨过。到头来，都成灰，都成烟，都成……”

他忽然顿住了。不是忘词，是看到了后台的帘子动了一下——黎阔站在那里，对他微微点头。

小棠深吸一口气，唱出最后一句：

“都成戏台上，一句唱不完的诗。”

最后一个角色是新生儿。没有唱词，只有一声啼哭。小棠蜷缩在台上，发出婴儿般的嘹亮哭声。那哭声在寂静的戏园里回荡，清澈、原始、充满力量。

幕落。

台下死一般寂静。然后，掌声响了起来——先是零星的，接着如潮水般涌起。连宪兵队长都鼓了掌。

小棠回到后台，浑身被汗湿透。黎阔递给他一碗热茶，只说了一个字：“好。”

那晚之后，曲园意外地获得了演出许可。《众生相》一炮而红，连续一个月满座。报纸上开始出现评论，说这是“戏剧的新生”，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小棠成了名角儿，戏迷送来的花篮堆满了后台。

只有黎阔知道，危险并没有过去。便衣还是常来，坐在角落里，笔记本上记着每一句唱词。更重要的是，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垮掉——咳嗽越来越重，有时唱完一场，得扶着墙才能走回后台。

立冬那天，黎阔正式把班主的位置传给小棠。交接仪式很简单，就是在后台，当着祖师爷的牌位磕三个头。磕完头，黎阔把那只紫檀戏箱的钥匙交给小棠。

“箱底有本册子，是我这些年记的戏。”黎阔说，“还有，程先生留了些东西在我这儿，是进步书籍。你得找个稳妥的地方藏好。”

小棠接过钥匙，手在抖。

“师傅，您要去哪？”

“回家。”黎阔笑笑，“我老家在无锡，三十年没回去了。想看看太湖的春天。”

黎阔走的那天，北平下了第一场雪。小棠送他到火车站，月台上人潮汹涌，逃难的、做生意的、当兵的……各种面孔汇成一片混沌的海洋。

火车要开了，黎阔忽然抓住小棠的手：“记住，戏园可以倒，戏不能断。唱下去，给那些不能说话的人唱，给那些被忘记的人唱。”

汽笛长鸣。黎阔上了车，在窗口对小棠挥手。雪越下越大，很快模糊了他的身影。

回到曲园，小棠打开那只紫檀戏箱。在最底层，果然有一本厚厚的册子，封面上写着《众生戏谱》。翻开，里面不是传统的工尺谱，而是一个个人物小传：卖花女阿香、鞋匠老陈、报童小顺子、教书先生刘禹锡……每个人物都有几句唱词，一段身段说明。

最后一页，是黎阔的笔迹：

“戏者，虚也，亦实也。台上悲欢，皆台下血泪。今录此谱，非为传艺，乃为记人——记那些在时代洪流中，如浮尘般被卷走的人。愿后来者唱之，使之不朽。黎阔，民国三十二年冬。”

册子中间，夹着一片干枯的海棠花瓣。

小棠合上册子，走到妆镜前坐下。镜中的脸还很年轻，但眼睛里有了不一样的东西。他打开胭脂盒，开始勾脸——不是旦角的娇媚，不是老生的威严，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属于普通人的脸谱。

那天晚上，《众生相》照常上演。当小棠唱到卖菜妇那段时，他忽然在台下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第三排，程先生常坐的位置上，一个戴眼镜的老人，正闭着眼听戏，手指在膝上轻轻叩着板眼。

不是程先生，但神态像极了。

小棠心中一颤，唱词却更稳了。他知道，师傅说得对——园中唱彻浮生屑，散作人间未了诗。

那些被遗忘的、被损害的、被抛弃的，会在戏里重新活过来。一遍，又一遍，直到最后一个记得他们的人也离开这个世界。

而那时，戏本身就成了记忆。

幕落时，掌声如雷。小棠走到台前，深深鞠躬。抬头时，他仿佛看见师傅站在后台的阴影里，对他微微一笑。

雪还在下，落在曲园的瓦顶上，寂静无声。

园外的北平城，正在漫长的冬夜里等待一个未知的春天。而园内的戏，还要一场一场地唱下去。

唱给逝者，唱给生者，唱给还未到来的来者。

唱到这浮生所有的屑，都化作诗。

未了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