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爱凤搬进父亲陆绍军生前办公室的第三天，终于在堆积如山的旧文件里，找到了那个被遗忘在铁皮柜最底层的木箱。箱子上了锁，钥匙孔已经生锈，她费了很大力气才用螺丝刀撬开。
里面没有金银珠宝，没有秘密信件，只有一沓沓泛黄的工作笔记，几本翻得起毛边的法律书籍，还有一个用红布包裹的相框。陆爱凤颤抖着揭开红布——那是她十岁生日时，和父亲在桂安老火车站的合影。照片上的陆绍军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笑容爽朗，正把她架在肩膀上，背景里的绿皮火车冒着白烟，像极了那些一去不返的时光。
“爸……”她的指尖抚过照片上父亲的脸，泪水无声地滑落。
十五年来，“畏罪自杀”这四个字像一根毒刺，扎在她心头。同学的窃窃私语、邻里的异样眼光、甚至亲戚的刻意疏远，都让她在无数个深夜辗转难眠。她曾恨过父亲——如果他真的清正廉明，为何会落得如此下场？可每当看到父亲留下的那本《纪检监察工作手册》，扉页上“为民、务实、清廉”的字迹力透纸背，她又坚信，那个教她“做人要挺直脊梁”的父亲，绝不会是贪腐分子。
现在，她终于有机会亲手拔掉这根毒刺了。
陆爱凤深吸一口气，擦干眼泪，将工作笔记一本本摊开在桌上。陆绍军的字迹刚劲有力，记录着他对每一起案件的思考：2005年3月，他在笔记里画了一张立安区旧城改造项目的资金流向图，用红笔圈出了三个异常的转账节点；5月，他写下“拆迁户反映补偿款被克扣，孙浩神色慌张，需重点核查”；11月，笔记里第一次出现“魏振宏”的名字，后面跟着一行小字：“此人与沈万山往来密切，其子名下公司承接了安置小区工程”。
最让她心惊的是最后一本笔记，停留在2006年3月16日，也就是父亲“自杀”的前一天。上面只有一句话：“找到关键证人，明日赴省纪委。”
“关键证人是谁？”陆爱凤喃喃自语，指尖在这句话上反复摩挲。她想起李以颂带回的刘建明的证词——当年的笔迹鉴定是伪造的，而刘建明提到，罗广林曾威胁他“不听话就让你儿子消失”。这让她突然意识到，父亲的“自杀”现场，或许也藏着类似的胁迫痕迹。
她立刻调来了陆绍军案的现场勘察录像。画面里，办公室门窗紧闭，陆绍军趴在办公桌上，手边散落着半瓶安眠药和那份“认罪书”。法医在做初步检查时，镜头扫过他的手腕——那里有一道浅浅的红痕，当时被认定为“服药后痛苦挣扎所致”。
“不对。”陆爱凤按下暂停键，放大画面，“这道痕迹太规整了，不像是挣扎造成的，更像是被束缚过。”
她又找来尸检报告的原始记录，发现一个被忽略的细节：陆绍军的指甲缝里，残留着少量纤维组织，成分鉴定为“化纤布料，常见于劳保手套”。而当年的勘察记录里，并没有提到现场发现手套。
“有人戴着劳保手套控制过他。”陆爱凤的心跳骤然加速，“他不是自杀，是被人强行灌下安眠药，再伪造了现场！”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她找到了当年参与现场勘察的老法医。老人已经七十多岁，退休后住在乡下，听说陆爱凤的来意，沉默了很久，才颤巍巍地拿出一个旧信封：“爱凤啊，你父亲出事那年，我就觉得不对劲。这是我偷偷保留的胃容物化验备份数据，显示安眠药浓度异常，不像是口服，更像是……注射。”
陆爱凤接过化验单，上面的数值清晰地证明，安眠药是通过静脉注射进入体内的。她的手抑制不住地发抖——这意味着，父亲的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
“为什么……为什么当年不把真相说出来？”她的声音哽咽。
“说了又能怎样？”老法医叹了口气，“当时罗广林亲自督办，暗示我‘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儿子当时在住建局上班，我不敢拿他的前途冒险啊……这些年，我天天做噩梦，总梦见陆书记质问我为什么不救他……”
陆爱凤没有责怪老人。她知道，在那个腐败势力盘根错节的年代，敢于说真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她父亲就是因为说了真话，才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回到办公室时，天色已晚。陆爱凤打开父亲的电脑，尝试着输入开机密码——她试了父亲的生日、她的生日，都提示错误。最后，她输入了自己的名字缩写“LAF”，屏幕突然亮起。
电脑里只有一个加密文件夹。陆爱凤想起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就像春天总会来。”她试着输入“春天”的拼音“CHUNTIAN”，文件夹打开了。
里面是一份未完成的举报材料，详细列举了魏振宏、罗广林、沈万山挪用拆迁补偿款、虚报工程量、收受贿赂的事实，甚至附上了部分转账凭证的扫描件。材料的最后，父亲写道：“此案牵连甚广，恐遭不测。若我出事，望有良知者将材料转交上级纪委，还百姓公道，还桂安清明。”
陆爱凤看着屏幕上父亲的字迹，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她终于明白，父亲从未畏罪，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与腐败势力抗争。而她这些年的心结、疑虑、甚至怨恨，在这一刻全部烟消云散，只剩下为父正名的决心。
“爸，我找到您留下的东西了。”她对着电脑屏幕轻声说，“您没做完的事，我来做；您受的冤屈，我来洗。您放心，那些害了您的人，一个都跑不了。”
她将举报材料备份到U盘，贴身收好，然后拿起电话打给张严：“张书记，我发现了新的证据，足以证明陆绍军书记是被谋杀的，请求召开紧急会议。”
半小时后，纪委会议室里，陆爱凤将化验单、胃容物报告、加密文件夹里的举报材料一一展示在众人面前。当最后一页材料翻过，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震惊和愤怒。
“畜生！”李以颂一拳砸在桌上，“他们竟然用这么卑劣的手段，杀害了一个正直的纪检干部！”
“这些证据，加上刘建明的证词和高天虎的笔记本，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严廉政的声音带着沉痛，“可以确认，陆绍军书记是因为查到了魏振宏等人的核心罪证，才被灭口的。”
张严看着陆爱凤，她的眼睛红肿，却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他拿起那份举报材料，郑重地说：“这份材料，不仅是陆书记用生命换来的，更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爱凤同志，你父亲是英雄，你也是。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份材料里的每一个字，都成为钉死腐败分子的铁证。”
陆爱凤站起身，对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深深鞠了一躬：“谢谢大家。我知道，为父正名的路还很长，但有你们在，我不怕。”
窗外，月光皎洁，透过窗棂洒在陆绍军的办公桌上，照亮了那本摊开的工作笔记。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跨越十五年的时空，将父女两代纪检人的信念紧紧连在一起。陆爱凤知道，从她打开那个旧木箱的那一刻起，就不仅是在为父亲洗刷冤屈，更是在延续一场关于正义与良知的接力。
而这场接力，终将抵达胜利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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