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男女同学坐在一棵低矮的大柳树叉上，有我认识的同班和隔壁班同学，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初中年级的小同学，是和哥哥姐姐一起住校的。这是个不固定的读书交流小组。以我班的李正贤和张建军为主，经常在一起交流课外书。我以前也参加过几次，觉得他们看的书太杂，很多内容我理解不了，后来就参加的少了。我走近他们，几个人手上拿的是《五角丛书》和《走向未来丛书》的小册子，我和其中的同学也交换着看过几本。他们在谈英国历史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
“我们作为现代人能够接受新思想，就比如说牛仔裤和霹雳舞，我们就觉得很时髦，但是我们的爹妈就很传统，他们认为流氓混混儿才穿牛仔裤，爷爷奶奶就更不用说了，在他们看来，牛仔裤就是伤风败俗的，霹雳舞就是疯子舞。他们连新事物都不能接受，更不可能接受新思想。”这是李正贤同学，他家在河上游的银沙村。
“现代人的概念和传统人的概念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的人可能只能接受一部分新事物新思想，处在两种人中间。还有一种情况，有的人现在不能接受一个新思想，过一段时间就接受了。但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间，代沟始终是存在的，现代和传统的对立也会一直存在。”这是我班的江忆南，她老家是南京的，父母也是支边来宁安的，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们两家经常走动，她哥哥叫江之南，也按政策调回老家了。
我说到：
“按你这个说法，以后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也会有代沟，我们也会变成传统人，人类每一代都是自己下一代的传统人，同时又是自己上一代的现代人。”
“应该是这样吧。”江忆南回道，“不过，我将来一定不会做子女的传统人，我一定会理解下一代的观念，毕竟人类是一代一代走向进步的。我们作为新时代的现代人，应该信任下一代。”
“书里批判了一种说法，说现代人的交往和信任不如传统人，我认为批判的不对，现代人之间交往多，就了解的多，了解多了才可能建立信任。”这位说普通话的是六班张建军，他家是火车站的，类似他这样的厂矿子弟多数是说普通话。铁路职工家属可以免费坐火车，每年寒暑假他家都要出去旅游，见多识广。
谈到交往和信任这个话题，大家又聊到了《人性的弱点》。当时这本书虽然只是个简写的小册子，它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在我的记忆中，这本书在同学之间传播的频次是最高的。多年以后，我在特区经营书店的时候，发现这本书的全译本竟然是个大部头。虽然我再也没有翻过这本书，但我始终认为它是人们交往时的心理礼仪教材。
又聊了一会儿，快到正式放学的时间了，大家每人读一段书，这是读书小组交流会的保留节目。
张建军先读：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代美国社会的结构是双层次的。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提供了广泛的权力分配，公开宣布所有的公民一律平等。但是美国的经济制度却建立在市场决定收入的基础上，由此产生了公民生活水平和物质福利上的悬殊差别。这种差别必然的被作为刺激——奖励和惩罚，用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巨大的不断增长的国民总产出的生产。平等权利和不平等收入的混合结果，造成了民主的政治原则和资本主义经济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那些大获市场激励的人用金钱来谋取额外的权利帮助，致使出现权利不平等的现象。对于那些在市场上受到惩罚的人来说，其后果是一定程度的被剥夺，这与人类尊严和相互尊重的民主价值观相冲突。人们设计了一些经济政策，来减少那种既削弱对经济的刺激又损害经济效率的不平等的范围和数量。在制定这些政策时，社会面临着选择：或是以效率为代价的稍微多一点的平等，或是以平等为代价的稍微多一点的效率。”（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
六班的柳红娟：
“控制论指出：大系统的演化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当社会结构中三个子系统偏离适应状态以至于旧结构无法再维持下去时，引起旧有结构的奔溃，其结果是消除了各子系统中互不适应的因素，消除和压抑了三个子系统中尚未成熟的新结构的萌芽，这样就使得大系统回到原有的适应状态。这种系统由于存在着不断消除和压抑内在不稳定性的震荡机制。所以从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控制论把这种体统称之为超稳定体统。”（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
接着是李正贤的小妹妹李正君，她和我小妹是初二（1）班的同学，她俩关系挺好。她读了一首叶赛宁的诗“我又回到这里，回到亲爱的家……”：
“我又回到这里，回到亲爱的家
我的乡土
沉思的、温柔的乡土啊
山那边袅袅升起的暮色
像用洁白的手在向我招呼
那阴沉日子留下的白发
在寒风中散乱地飘动
那夜晚的忧郁难以抑止地
在我心湖荡起了波纹
在教堂的圆屋顶上
晚霞已投下它的阴影
我已不能再见到
昔时共同欢悦的友人
在欢悦中消磨了年华，
随后你们也走向他方
只是飞速转动的水磨后面的小溪
和往日一样喧闹阵阵
但我仍常伫立在苍茫暮色里
在折断香蒲的脆声中
对着烟雾冥蒙的大地祈祷
保佑那一去不返的遥远的友人”
李正贤：
“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竞争，就是人才与人的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篇文章不仅对偏远落后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对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同样有借鉴作用。”（王小强、白南风《富饶的贫困——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
江忆南：
“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只要有可能的地方，就会存在不受任何道德规范束缚的残忍的牟利行为。人们在与外国人或者非本族群的人进行交易时，往往就像打仗或者海上劫掠一样胡作非为。这种双重道德标准容许在与外部交往的时候干出他们在内部往来时禁止的事情。”（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四班的陈卫国同学：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的感到，必须严肃认真的对待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走向未来丛书——序言》）
陈卫国的弟弟陈卫民读了一段散文：
“怎么想，就怎么写，怎么跟他说话，就怎么往纸上涂呗！
兴奋的时候，我的宇也往往眉飞色舞；沮丧的时候呢，它们却很可以跌跌撞撞；紧张的时侯，信纸是信手拈来的“边角料”；悠闲的时候呀，我必然挑选素雅的信笺，外配带点儿气派的信封和富有艺术感的邮票……
难怪他们说啦——嘿！收到你的信，先别看内容，只消
瞄一眼信封，信纸和字迹，心里便有底了。
对了，有一点不太理直气壮的是，我始终也没能学会写
信的正统格式，没学会那些带礼貌性质的规范——这倒不能不是小小的缺憾……”
（曹明华《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
他们都读完了，轮到我了，我拿过旁边李正君手里的《外国诗人成名作选》，翻开来读了一首普希金的《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
它会死去
象大海拍击海堤
发出的忧郁的汩汩涛声
象密林中幽幽的夜声
它会在纪念册的黄页上留下暗淡的印痕
就像用无人能懂的语言在墓碑上刻下的花纹
它有什么意义
它早已被忘记在新的激烈的风浪里
它不会给你的心灵带来纯洁、温柔的回忆
但是在你孤独、悲伤的日子
请你悄悄地念一念我的名字
并且说
有人在思念我
在世间我活在一个人的心里”
读书结束，大家起身回家回宿舍。河堤上牧归的羊群踏着轻扬的尘土，欢乐地“咩…咩…”叫着。揽牛的老大爷吆喝着黄牛回家。割草的汉子背着一捆紫花苜蓿从我们旁边经过，一股清新的青草味轻轻飘过。有些背书的同学准备回宿舍，一会就要开饭了。有些托同学代为打饭的会在果园里继续背书。
李正贤的小妹妹李正君在问张建军坐火车旅游的一些事情。她说自己也做过火车，就是从银沙村那个小站坐慢车到河西这十几里路。再远的地方没坐过。还说她放假的时候就在银沙站等那趟慢车来回两趟卖鸡蛋、红枣、苹果、梨。张建军说道：
“那你也是一个香雪了。”
李正君不解地看着他。
“你没看过那篇小说？《哦，香雪》。我有本短篇小说集，里面有这篇小说。就是写你这样的，在山村火车站卖东西的小姑娘。写的太好了，山村小姑娘天真纯朴，有对陌生未来的热切追求，还有突破现状的冒险精神。挺感动人的，你看了会有共鸣的。书借出去了，这两天就还回来，星期天我们正好去你家玩，我给你带过去。”
我们几个同学都去过银沙村李正贤家，那时候关系好的同学们会在假期相约去串门，几个人骑着自行车到某个同学家去聊天、交换课外书，再吃顿好吃的。每家的家长都会做最好的午餐招待同学，过些天就换另一个同学家再吃一顿。大家喜欢去的都是农村的同学家，每家都有大院子，绿树成荫，还有各种当季的新鲜瓜果。银沙村靠河边，我们去李正贤家总是要去河边玩，有带足球和鱼竿去的，有时候还会带双卡录音机，这个就是比较费电池。家里有相机的同学还会带相机，买胶卷和洗相片的钱由带相机的同学先垫上，洗出照片后按每个人要照片的数量收钱。前两年哥哥姐姐们玩的120黑白相机已经淘汰了，现在都是135的彩色相机，胶卷是乐凯或者柯达，洗相片还要到省城去。河边有李正贤舅舅家的玉米地，其实烧玉米是我们最喜欢的活动，这个要带皮烧，还要适当烧焦一点，味道才是最香的。
和我一样家住宁安县城的同学们，沿雅典路往北走大约五、六百米到镇子南街十字路口坐公共汽车回县城。路口往东就是通往宁安县城的跨河大桥。因为宁安县城在河西镇中学上学的学生比较多，所以就有了早晚对开的几班公共汽车。还有附近各个县市以及省城开往宁安县的长途班车都要路过河西镇。同学们多数都是用月票坐早晚班的公共汽车，一是月票便宜，学生月票每个月3块钱，除去星期天，每个月上学26天，每天早晚一个来回，共计坐车52次，每次不到6分钱。长途班车的票价是两毛钱。二是方便，公共汽车在县城有几个站点，大家可以选择离家近的站点下车。长途班车除了在过河不远的东塔乡有一站停靠，之后一路到县城汽车站走的是环城路，再没有停车的站点。只有贪玩或者有事耽误了公共汽车的同学才会搭晚一些的长途班车回县城。
我看见小妹和她几个要好的同学挤上了前面的一辆班车，我排在后面等下一辆。有几个老师是和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回县城的。同学们都会把座位让给老师，然后围在自己喜欢的老师周围谈天说地。一些年纪大的或者本身不怎么和大家交流的老师会客气的回应一下学生的问候，然后就保持沉默。教导主任高缪因老师就是这样的，他是个瘦高个的国字脸，戴着黑框方形眼镜，衣服总是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秋冬春三季总是灰色或者黑色的中山装，风纪扣总是系的严严实实，夏季总是长袖或者短袖的白衬衣，不论多么热的天气，最上面的扣子始终没有解开过。他走路和讲课的时候身板总是挺直的，坐在公共汽车上也是正襟危坐，同学们都没见他笑过。他老父亲一个人住在我们县医院家属区里的一个老旧平房里，家里有很多书，我借过几次书。和高老师正好相反，他家老头是个小矮个，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已经八十多岁的人了还能独自生活，自己做饭。老头的孙子、高老师的儿子高季瑰是县教委的会计，有时候骑车来给老头送米面油菜、糖茶水果之类的。老头每天早晨在旧平房后面的菜地旁打太极拳。口袋里经常装着水果糖，见小朋友就发糖，大院里的小朋友们都和他亲近。据大院里的邻居们讲，老头原来是国民党时期的最后一任宁安县副县长，黄埔军校某一期的。虽然是主动投诚的，五、六十年代还是在青海坐了十几年大牢。这些经历我没主动问过老头，老头也没和我讲过。我在他家书架上看到几本关于黄埔军校的书。上次去还他的竖排版繁体字的《廿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时候，本来想借《春明外史》，老头推荐我看《海上花列传》。他说这个是吴侬话写的，可能我看起来不费劲。他说按时间段，看完《海上花列传》，再看《春明外史》，社会场景就会比较连贯。
平时公共汽车上围着同学最多的老师是我们的历史课老师文靳水，他是公认的才子。24岁，省师范学院毕业。中等身材，圆形娃娃脸，喜欢和同学们踢足球。在省报上发表过几个豆腐块的时评小文章，县广播站也经常播放他写的通讯稿。他经常和同学们打成一片，男同学们都喜欢和他踢足球。他自己也是个大男孩性格，以前招呼同学们去踢球的时候总是说：
“弟兄们，今天放学去踢六班。”
他对同学们的这种称呼被其他的老教师在会上提出了批评，那以后他就不这么叫了。因为他的一张娃娃脸，又经常穿一身运动服，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个高中生，被人误会的多了，他也嫌麻烦，就故意留一点小胡茬装老成，我们早已习惯了比较随便地和他说话。
围着文老师的同学们都是本校的学习好又活跃的同学，他们经常谈论的都是时事政治、哲学、诗歌这些比较高雅的话题。这种讨论热烈的场合我也会参与，位置总是在边缘。我呢，属于那种成绩一般，性格随和，普通，没有特点，扔在人堆里就看不见的那种人。虽然有时候心中也会有点烈火但是表现不出来。这种场合我很少发言，大家说的都挺有道理，我也就没什么好说的。偶尔谈到古诗词或者小说的时候，我还能插两句。
现在他们在谈两个月前卧轨自杀的海子的诗，为了纪念海子，上个月年级黑板报还刊登了海子的三首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五月的麦地》、《以梦为马》。有同学提出如果以梦想作为自己奋斗的方向，这种太理想化的追求是不是不现实？海子是不是就因为他所追求的梦想太过遥远不切实际，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而诗人好像都是追求完美的人，是不是因为这种差距的失落感太强，所以导致海子不能接受现实才卧轨的？那个年代，信息流通缓慢，当时还没有任何海子遗书的信息流传到我们那里，大家都是从海子的诗歌里来臆断海子为什么自杀。文老师说其实大家都是这么理解海子的，他认为海子这样一个少年大学生十九岁就毕业，二十岁从事哲学美学的教学与研究，对他来说思想追求的压力太大。如果他学的是理工科，从事的是理工科的研究工作，思想追求上的压力在理工研究工作中就容易释放，很可能会有巨大成就。而在哲学和美学这种纯思辨的学科里，思想追求很难有什么明确的路线可循，研究越深入，思想上的矛盾可能就越多。
“我觉得海子的内心是很矛盾的”。文老师说。
文老师还说：海子的诗是真正的达到了上古文人“言志”的标准，是回归了诗的本源，这种“志”就是志向、理想。《以梦为马》的“梦”其实就是海子的“志”。他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诗歌总是给人一种沉重思考的感觉。我们肯定对他的诗理解不透彻，我相信，谁越是理解海子的诗，也就越是理解海子的思想，也就接近于理解海子的做法。
今天公共汽车上的讨论会挺热闹，围的人多了，圈子扩大了，把后面的高老师也围在了圈子里。
有个同学提出来《以梦为马》里四次写到“祖国”，一次写到“中国”，一次写到“家园”，虽然“祖国”这个概念我们都知道，都理解，但是在有些诗歌里“祖国”好像是个虚幻的东西，不好理解。
“怎么不好理解呢？你们说说祖国是什么？”文老师抛出一个问题。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祖国’是海外华侨的称呼吧，我们在国内的应该称呼‘国家’吧？”
“是的，我们称‘国家’或‘中国’更准确。”
“那么，我们‘中国’这个‘国家’是要有‘他者’来对比的，有对比才能有区别，那么我们‘中国’和其他国家对比有许多不同之处，这种不同之处就是我们‘中国’作为大家理解的‘祖国’吧，你们说说我们‘中国’有什么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吗？”文老师好厉害啊，他竟然能说出“他者”这个词，我在其他同学看的一本当代西方哲学的什么书里见过这个词。
“三山五岳。”
“地大物博。”
“人口多，十亿人。”
“五十六个民族。”
“汉语。”
“二十四节气。”
“天干地支，五行八卦。”
“四大发明。”
“春节放鞭炮。”
“月饼、粽子。”
“大熊猫。”
大家七嘴八舌，文老师看看一直没说话的我，那意思是让我也说点什么。我脱口而出：
“东塔的苹果河西的梨，南园的枣子比蜜甜。”
大家哄堂一笑。
高老师说：
“‘祖国’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和人，大家说的很多是属于文化。这也就是中央所说的‘中国特色’吧。”教导主任水平就是高，总结精辟。
在这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常会想起当年在河西中学的这段时光。这些生活在祖国西北边陲农村乡镇的积极上进的同学们，他们热切渴望新知识，憧憬美好的未来。他们热烈的讨论着能够想到的所有问题：古今中外、历史地理、性、人性、艺术、美、熵、海洋、天空、星辰、宇宙等等等等。有些问题和个人没有直接关系。他们甚至在讨论中国怎么办？现代化怎么办？中华民族如何复兴和更加辉煌？
在那之前，文革的动乱和封闭，拉开了我们和世界的距离。全世界在那十年的变化和进步非常之大。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各种新知识、新观念蜂拥而至。思想解放中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人。在那个知识大爆炸的年代，人人都怀有激情，充满希望，憧憬未来。每个学生都是问题青年，都洋溢着一种蓬勃的青春气息和对知识与思想的渴望。祖国到处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
公共汽车驶上东塔寺山坡停车的时候，正好能够全揽对面河西中学周围。醉红的夕阳半卧在大青山顶，原上几群羊踏着白尘涌下山来。学校笼罩在一片氤氲尘雾之中，青白的炊烟半浮在树林里，斜阳映红了河水，准备夜游的青桩鸟掠过河面落在稻田里……
河西中学这一刻的景色和这一天放学后的情景历历在目，深深的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以致永生难忘。因为，河西中学最美好的时光在这一天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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