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漠视精确

外国人初来乍到，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千人一面。他们的面孔就像是用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所有人身上似乎都穿着一色的蓝布衣服，每一双眼睛的“焦点”都像是“一成不变”的，两个中国人就好比一个豆荚中的两颗豌豆，一模一样。但是，无论别人怎么评价中国人，只要稍微体验，一个最不善于观察的旅行者也会注意到，这种千人一面的印象并非一个保险的假设。任意两个地区，即使是相邻的，口音也不相同，这种差异很有意思，或许也是无法解释的。这种细微的差异日积月累，直到演变为一种新的“方言”。常常有人会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存在着大量不同的口头“语言”，尽管书面语言是相同的。我们还常常被告之，各地的风俗习惯也同样差异甚大，用一句中国人的俗语来说，就是“十里不同俗”，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度量衡的不统一在这里也很普遍，而在西方国家，度量衡的绝对统一则是生活方便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些无处不在的双重标准，常常会使西方人苦恼不已，却能让中国人从中获得乐趣。货币有两种，重量有两种，度量单位也有两种，这些双重标准对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并不是什么抱怨的对象。有人问一个卖猪肉水饺的人每天能做多少水饺，他回答说，每天大概要用掉“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么多的面粉究竟能够做出多少个饺子来，那就要留给提问的人自己去猜测了。同样，有人问一位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他给出的重量似乎过低了，最后他解释说，他略去了骨头的分量！一位仆人被问到身高多少，可他报出来的数据与他的身高显然不符，又经询问，他才承认他没有把他肩膀以上的部分估算进去！他当过兵，在军中，男人锁骨的高度最为重要，因为肩膀是要用来搬运物资的。既然一位中国士兵的脑袋没有任何实际的用途，这个部分也就被忽略了。与这种算法相反，一个乡下人说他的家“离城九十里”，仔细一问，他才同意削减一些，因为他算的是往返里程，他承认的实际距离仅为“单程四十五里”！

在中国，关于度量衡不一致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对这个国家唯一的流通货币——铜钱的计数方式。所有的地方都采用十进制，这也的确是一种最便于计算的进制，但是在中国，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断定，本该为一百枚的一吊铜钱在不同的地区究竟是多少枚，除非他特别问清是什么地方的钱。不必走遍这由十八个省份构成的广大地区就能够发现，一吊钱的数量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异没有法律依据，无法解释，其数目有理论上的“一吊”，即一百枚，也有九十九枚、九十八枚、九十三枚、八十三枚(在山西省府)，直到直隶省东部地区的三十三枚，其他地方还可能有更少的数目。白银交易中的称量也同样不精确，其不精确的程度甚至更甚。除非巧合，任意两个地区的“两”都不一样重，即便是在同一个地区，也会存在着大量不同的“两”。这会使外国人产生极大的困惑，会使除白银商人之外的所有人都蒙受一定的损失，会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无尽的烦恼。即便是在中国，诚实的人也为数不少。使这种货币混乱现象得以长期存在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只是这一现象存在的事实。

所有的度量标准也都同样是混乱的。两个地方的斗大小不一，用这样的计量工具来强征谷物税，如果其对象不是中国人这样的温和民族，就很容易引发政治动乱。“一品脱就是一磅，全世界都一样。”这句话在中国可不成立，一“品脱”不是一品脱，一“磅”也不是一磅。每一种任意采用的度量标准，都不仅有其理论基础，而且也得到了非常普遍的实际运用（比如在食盐的专营方面），十二两就称作一磅（斤）。买主付的是十六两的钱，得到的却是十二两，但这交易是公开进行的，这一行里所有的商人都这么做，因此这里也就没有什么欺诈可言了，人们即便考虑到了这一点，也会只将此视为盐业交易中的“老规矩”。土地面积的丈量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不精确。有些地方的“亩”，其面积只相当于另一个地方的半亩，而那些恰好住在两地毗邻处的人们，就必须同时备下两套丈量工具，以应对两种面积不同的“亩”。

根据曾经获得的经验（就像在中国旅行的人常常做的那样）来判断“一斤”粮食或“一斤”棉花的价格，从来都是不保险的，除非你事先就知道这个“斤”的类型。同样的情况也会出现在每“亩”产量的计算上，对亩产的统计常常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亩”并非一个确切的概念。在距离的测算上同样存在着这种不精确，每个在中国旅行过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中国旅行时，如果距离以“里”来计算，那就永远必须弄清楚，这里的“里”究竟是“大里”还是“小里”！我们并不否认这样的距离测算有某些道理，但我们却不认为这样的测算或度量是精确或一致的。据我们所知，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感觉，一走下皇家大道，“里”就变“长”了。如果说，在大路上一天可以走一百二十里，那么，在乡间道路上最多只能走一百里，而到了山区，一整天也就能走上大约八十里。此外，计算方式往往不是以两地之间的绝对距离为基础，甚至也不是以中国人意识中的距离为基础的，而是与道路行走的难易程度相关。这样一来，到一座山顶的路被说成是“九十里”，而从山脚到山顶的实际距离却只有这个里数的一半，但人们会一口咬定这个里数，因为，要走完这段吃力的山路，所付出的体力就相当于在平地上走了“九十里”。在对直线距离的测量中也出现了又一个颇为奇特的事实，即从A到B的距离并不一定等于从B到A的距离！“等量之间彼此相等”，这本是欧氏几何的一个基本公理。在中国，这个定理要想成立，却必须在中间插入一个否定词。让我们以中国的一条最重要的干道为例，这条路从北到南全长一百八十三里，从南到北却变成了一百九十里，无论你在这条路上来回跑了多少趟，无论你怎样反复地计算，情况都是如此！

另一个现象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整体等于各部分相加之和”，这一定理在中国也是不成立的。在河上航行的时候，尤其如此。经过询问你得知，距前方的某地有“四十里”，经过一番细心的分析，发现这“四十里”竟是由两个“十八里”相加得来的。你还可能会被这样的算法弄得目瞪口呆：“四乘九等于四十，没错吧？”根据类似的算法，“三乘十八等于六十”，不一而足。我们还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个信差没有在规定的时限内赶完该走的路，他替自己分辩说，那“六十里”是“大里”。因为这个理由很充分，地方官员便下令重新测量这段路的里程，结果发现它实际上有“八十三里”，从此，这个新的里程就被沿用了下来。

看完这些你有何感想？我倒是觉得漠视精确，实际上还是因为中国人的智力混沌。正是因为智力上的缺失，脑袋上的不清楚，导致了逻辑思维的不一致。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从赶集的市场上买回两斤散装的糖果，回到家之后用自家的秤一称，结果少了4两。可是你又没有办法找回去啊，找回去人家也不会认。后来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弹簧秤，小巧而方便携带，买东西的时候拿出来称一称，可以有效的防止商家短斤少两。这种弹簧秤上市后，并大行其道，到超市都有购买。这可是100多年之后的中国！难道他想不清楚我被他欺骗一次之后，就再也不会到他那里买东西了。我们工程机械上所使用的轴承，买回来之后竟然装不上去。于是乎找了半天，终于找到问题了，原来轴承的尺寸不对。老板被气的半死，因为耽误了生产，却是半点办法也没有。以至于后来再也不敢买便宜的轴承了。同样规格的轴承，国产的是几十块钱，进口的要好几百，价格整整相差了10倍。除了材料上的不同，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精度不同。如果你去看关于中国烹调的书，上面写着食盐若干、水适量、白酒适量等等字眼。从来不会说食盐多少多少克、白酒多少多少克。在厂里我问我的同事，现在几点了？他回答11点了。我一看表原来才10:50。不过他说的没错，我们已经习以为常这种不精确。你要是告诉我现在是10:51 、52、 53我反而觉得不习惯，反而认为他在装。精确似乎意味着繁琐，意味着麻烦。我们厂里有一位姓陈的主管，我们的同事就称他为“陈管”。后来一位外地的人来我们厂里办事，我们同事说：“这件事情你去找陈管吧！”外地人说：“你们这厂里哪有城管啊？”张姓的主管叫张管，吴姓的主管叫吴管。别人就以为我们这个厂子是做管子的。漠视精确是为了方便、舒适和快捷。明恩溥又说中国人漠视舒适和便利，他说的没有错，我们是图舒适和便利，而漠视了舒适和便利。但是高智商的人总是力求精确，并保持逻辑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