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众多著名将领中，有李世民、薛仁贵、郭子仪、李晟、李愬、高骈等汉族统帅。在唐代，异族将领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如胡人安禄山、史思明、百济人黑齿常之、高丽人高仙芝、契丹人李光弼、靺鞨人李怀光、突厥突骑施部人哥舒翰、铁勒部的仆固怀恩、浑瑊和阿跌光进等。

社会编辑播报

唐朝时期的中国人思想开放，没有固步自封，善于吸收各民族各国的优秀文化，西域的乐舞艺术、古印度的佛教、梵剧、古日本、古朝鲜的文学和唐朝的互相渗透、融合，才出现了豪放、富丽的唐朝文学。文化上的兼容，对外开放上十分活跃，世界各地的人云集到首都长安，世界各地派使者到唐朝学习，把长安作为文化盛都。

开元、天宝时期，大量外国人及周边少数民族充斥长安，长期与汉人杂居，相互习染，社会风气一度甚至出现了“胡化”苗头。但唐朝不但没有禁止，反而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断丰富自身营养，将胡风夷俗，融聚为中华文明，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盛唐文化。当时世界各地的人云集到首都长安，各地使者到唐朝学习，把长安作为文化盛都。

唐朝至少在盛唐以前，经济上高度繁荣，诗人们能够外出游历。社会自由发达，女性地位明显提高，思想上改变禁锢，显出开放的性格，有相对自由地选择婚恋的权利。

外交编辑播报

唐代经济发达，社会、科技、文化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其开放的势态，有力地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四夷与中国通者甚众”。贾耽《四夷道》记载，从长安“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为营州（今辽宁锦州）入安东道，二为登州（今山东）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为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为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为安西入西域道，六为安南通天竺道，七为广州通海夷道。“四夷与中国通者甚众”，于是“置羁縻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 [148] [238]

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唐六典》记载，向唐帝国朝贡过的国家，在当时已经灭亡的大概有三百余国，唐玄宗时期仍存在的有七十余藩。 [12] 日本

倭国（武周时期改称日本）与唐朝往来密切。贞观十九年（645年），孝德天皇推行“大化改新”，效法唐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引入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创设班田制；落实户籍和记账制度，参考《唐令》写成《大宝令》法典；遵照洛阳布局规划平安、平城二京。奈良正仓院至今还保存着很多唐朝的文物。除龙朔三年（663年）的白村江之战外，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和平之中。日本先后派遣了遣唐使19次，实际成行15次，使团规模达数百人，团中除使臣、水手外，还有留学生、学问僧、医师、音声生、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等。 [154] 代表的来唐日本人有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与僧人空海和圆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