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走后的第一个春天，爸爸也被同村的李叔带出去打工，核桃树抽出新芽时，我在炕头发现了她藏的日记本。蓝黑色的封皮磨出了毛边，锁扣早就坏了，第一页夹着片干枯的银杏叶，叶脉像她给我讲过的河流地图。

"3月12日，英子的咳嗽还没好。食堂的萝卜汤要五毛，今天没买，省下来能给她买包枇杷糖。"

"5月4日，数学考了98，老师奖了本笔记本。撕下来几页给英子当验算纸，她总说格子纸写起来更像样。"

"6月1日，看见商店里的塑料跳房子格子，英子肯定喜欢。这个月要多攒10个瓶子。"

我抱着日记本蹲在核桃树下哭，树影在纸页上晃啊晃，像姐姐的手在轻轻拍我的背。妈妈过来摘香椿，嫩芽紫红油亮，"你姐昨晚打电话，说暑假带你们去县城公园划船。"她把香椿塞进竹篮时，竹篮把手咯吱响了一声——那是姐姐用旧铁丝缠的，去年冬天她总说竹篮太硌，

我在村头的核桃树下，没有等到姐姐，却等到了源自大连的噩耗，电话是工头打来的，电流杂音里混着钢筋碰撞的哐当声，“架子塌了，腿砸着了，正在大连第七医院……”妈妈手里的搪瓷缸“哐当”掉在地上，缸底的茶渍在水泥地上洇开，像朵突然枯萎的花。

姐姐正巧回来一把抢过听筒，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玉米叶：“我爸现在咋样？能走不？医药费谁出？”她连珠炮似的问，手指死死抠着电话座机的塑料按键，指节泛白。挂了电话，她转身就往厢房跑，把藏在床垫下的布包翻出来——那是她攒了两年的压岁钱，皱巴巴的票子里夹着张县一中的奖学金证书。

“我去借钱。”妈妈抹了把脸就要往外走，被姐姐拉住了。“王婶家刚买了耕牛，李叔的儿子娶媳妇还欠着债，谁家都不宽裕。”她把布包里的钱倒在桌上，一块两块的硬币滚得叮当响，“这些加上家里的积蓄，够路上用了。”奶奶颤巍巍地从炕席下摸出个手绢包，打开是几张崭新的五十块，“这是我卖核桃油攒的，你们带上。”

去大连的火车要坐二十八个小时，硬座车厢挤得像装沙丁鱼的罐头。姐姐把我抱在腿上，她的校服裤膝盖处磨出了毛边，硌得我大腿发麻。妈妈靠着车窗，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窗外掠过的电线杆，嘴里反复念叨：“他爸总说那活儿轻巧，就是给楼房搭架子，怎么会塌呢……”姐姐从帆布包里掏出个干硬的馒头，用牙啃成小块喂我，“嚼慢点，咽下去再喝水。”她自己却只啃馒头边，把带瓤的部分都留给我。

医院的消毒水味呛得我直打喷嚏。爸爸躺在病床上，右腿打着厚厚的石膏，像截裹着白布的树桩。看见我们进来，他原本耷拉着的眼皮猛地抬起来，喉结滚了滚，最终只挤出句：“你们咋来了？”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姐姐扑到床边，手指刚碰到石膏就缩了回去，眼泪砸在床沿上，“疼不疼？工头说啥了？”

“没事，小伤。”爸爸别过脸看窗外，阳光透过玻璃照在他手背上，那双手原本布满老茧，此刻却在输液管的映衬下显得格外苍白。妈妈蹲在床边，摸着他没打石膏的左腿，裤脚卷起来，露出脚踝处青紫色的瘀伤。“还骗！你当我瞎吗？”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却伸手替他掖了掖被角，“医生说要躺三个月，这往后的日子……”

“日子照样过。”姐姐突然开口，声音比平时高了些，“我明天就去找工头谈赔偿，爸的医药费、误工费，一分都不能少。”她从包里掏出个小本子，是她平时记笔记的，此刻正翻到空白页，“妈，你记着医生说的注意事项，我现在就去工地看看。”爸爸急得想坐起来，却被石膏坠得动不了，“兰兰！你个丫头片子懂啥？别去添乱！”

“我咋不懂？”姐姐梗着脖子，眼睛亮得吓人，“我去年帮老师整理过工伤赔偿的文件，知道要保留诊断证明和劳动合同。”她转身往外走，帆布包在身后甩了甩，“英子，你在这儿陪爸说话，我去去就回。”

那天姐姐回来时，头发上沾着水泥灰，裤脚还破了个洞。她把一沓文件拍在床头柜上，“工头答应先付医药费，误工费等爸出院再算。”妈妈数着她带回来的面包，突然发现少了两个，“你没吃饭？”姐姐往嘴里塞了块干馒头，含糊着说：“路上吃了，这面包留给爸和英子。”我却看见她藏在身后的手，指关节处有道新鲜的划伤，血珠正慢慢渗出来。

在医院陪护的那几天，姐姐像个上了发条的钟。天不亮就去食堂排队买粥，回来帮爸爸擦身、倒尿盆；中午趁着爸爸睡觉，她就去医院附近的小卖部帮人看摊子，一小时能赚五块钱；傍晚把我哄睡后，她还趴在走廊的长椅上写作业，借着应急灯的光，笔尖在纸上沙沙响。有次我起夜，看见她对着作业本掉眼泪，题目旁边画了好几个叉。听见我的动静，她慌忙用袖子擦脸，“这题太简单，我笑自己笨。”

爸爸半夜总疼得睡不着，就跟我们说以前的事。说姐姐刚出生时，他抱着襁褓里的小婴儿，觉得比抱着十斤重的核桃还沉；说我五岁那年抠手机卡，他打了我之后，躲在柴房里抽了半包烟，手指把烟盒捏得变了形。“爸对不住你们姐妹俩。”他的声音闷闷的，像被棉花堵住了，“尤其是英子，鼻梁上那道疤……”

“早好了。”我伸手摸鼻梁，那道疤早就变成浅褐色，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姐姐正往爸爸腿上盖毯子，听见这话回头笑，“就是，英子现在这疤，是咱们家的记号，别人想有还没有呢。”她把我的辫子往耳后别了别，指尖蹭过我的疤，像羽毛扫过似的轻。

要回家那天，姐姐去退了医院的陪护床，把押金换成零钱揣在兜里。爸爸拉着她的手，眼神里全是红血丝，“要不……你别上学了？”姐姐正给我系鞋带的手猛地一顿，随即又若无其事地打了个结，“爸，你忘了？我答应过英子，要考省城的大学，到时候带她去看长江。”她站起身，把帆布包甩到背上，“走了，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火车开的时候，我趴在窗户上看大连的楼房往后退，像被风吹走的积木。姐姐靠着我肩膀打盹，她的睫毛上还沾着点灰尘，大概是昨天去工地时蹭的。爸爸在对面闭目养神，右腿直挺挺地伸着，却悄悄把我们这边的车窗往前提了提，怕风灌进来。

妈妈从包里掏出个苹果，是临走时医院门口买的，她用小刀切成小块，先喂爸爸，再塞给姐姐一块，最后把最大的那块递给我。苹果的甜味在嘴里散开时，我突然发现，姐姐的指甲缝里还嵌着点水泥渣，洗了好几遍都没洗掉。她大概是感觉到我的目光，把手指往袖子里缩了缩，却被我一把抓住。

“姐，你的手。”我把苹果块递到她嘴边，她咬了一小口，突然笑了，“这有啥？等我考上大学，找份坐办公室的工作，手就变白了。”阳光透过车窗照在她脸上，眼角那颗痣亮亮的，像落了颗星星。

我摸着鼻梁上的疤，突然觉得它一点都不丑。就像爸爸腿上的石膏，姐姐指甲里的水泥渣，妈妈眼角新添的皱纹，都是我们家要过的坎。可只要我们四个在一起，再难的坎，总有跨过去的那天。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开，载着满车厢的人，也载着我们家的日子，慢慢往春天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