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返乡的尘土
2008年深秋，黄河县河边村的玉米已经收完，田野里只剩下枯黄的秸秆，在萧瑟的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李白英提着褪色的编织袋，从长途汽车上下来时，鞋面上已经积了一层薄薄的尘土。
她四十六岁，眼角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细密皱纹，那是长年在建筑工地搅拌水泥时，被风吹日晒刻下的印记。这次回家，是因为母亲过世三周年的忌日。按照北方乡间的规矩，这是最后一场隆重的祭奠。
村口的老槐树下，几个闲坐的老人停下话头，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她。李白英低下头，加快脚步。她能感觉到那些目光的重量——好奇的、鄙夷的、幸灾乐祸的。在这个一千三百多口人的村庄里，她的名声早在五年前就毁得一干二净。
“那不是李子竖家的闺女吗？”一个缺了门牙的老太太低声说，“又回来了？”
“听说在山西跟了个工头，人家有老婆孩子，她就这么不清不楚地跟着。”
“李子竖家祖上都是体面人，怎么就出了这么个……”
议论声不大，却字字清晰地钻进李白英的耳朵。她咬紧下唇，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五年了，什么都没改变。她以为时间能冲淡一切，可故乡的记忆像粘在鞋底的麦糠，怎么也甩不掉。
李家大院在村东头，三间堂屋带两间偏房，青砖灰瓦，是李子竖二十年前当村干部时盖起来的。院子里那棵老枣树光秃秃的，枝丫在灰白的天空下画出瘦硬的线条。
李子竖正蹲在门槛上抽烟，看见女儿进来，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爹。”李白英小声叫了一声。
李子竖没应声，只是狠狠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碾了又碾，像是要把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彻底踩碎。
“进屋吧。”他最终吐出三个字，转身进了堂屋。
李白英的母亲三年前突发脑溢血去世，从那以后，这个家就只剩下父亲、她，还有那个几乎不说话的丈夫王大川。不，现在还有大儿子李永康和新娶的媳妇。
堂屋里，母亲的遗像摆在八仙桌正中，前面供着苹果和糕点。香炉里三炷香已经烧了一半，青烟笔直地上升，在昏暗的光线里几乎看不见痕迹。
李白英放下行李，走到遗像前，跪下磕了三个头。
“妈，我回来了。”她低声说，眼泪忽然就涌了出来。
“哭什么哭！”李子竖厉声道，“你妈要是知道你这些年干的好事，棺材板都压不住！”
李白英的肩膀颤抖了一下，没敢抬头。
“爹，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你以为过去了？”李子竖的声音陡然提高，“村里人谁不知道我李子竖的闺女在外面当破鞋？我当了二十三年村干部，从公社化时候就是会计，谁见了不叫我一声李会计？现在呢？现在人家背后都指指点点，说我教女无方，家风不正！”
“爹，少说两句吧。”王大川从厨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盆洗好的红薯。他比李白英大三岁，背已经有些驼了，常年在地里劳作让他的皮肤黝黑粗糙。
“我说错了吗？”李子竖转向女婿，“大川，你是老实人，这些年受的委屈我知道。可你看看她，有一点悔改的意思吗？去年回来待了七天，就去找那个张三炮，你以为我不知道？”
李白英猛地抬头：“我没有！我就是去集上买点东西……”
“买什么东西要半夜去？”李子竖冷笑，“大川，你信吗？”
王大川低下头，默默地把红薯倒进锅里，添水，盖上锅盖。灶膛里的火光照在他脸上，明暗不定。
李白英看着丈夫佝偻的背影，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愧疚？也许。但更多的是麻木。她和王大川的婚姻，从第一天起就是个错误。1985年，她二十一岁，李子竖为了还王家的人情，硬是把她嫁给了这个比她大三岁、木讷老实的男人。没有爱情，甚至没有基本的交流。结婚二十三年，他们说的话加起来，可能还不如她和工地上的姐妹一个月说的多。
晚饭时，气氛更加压抑。大儿子李永康和新媳妇韩梅也回来了。韩梅是邻村人，嫁过来刚满三个月，脸上还带着新嫁娘的羞涩。
“妈。”李永康叫了一声，声音冷淡。
韩梅跟着叫了声“妈”，眼神却躲闪着，不敢看李白英。
“永康在县里家具厂干得怎么样？”李白英试图找话题。
“还行。”李永康扒拉着碗里的米饭，眼皮都没抬。
“韩梅家里都好吧？”
“好。”韩梅的声音细得像蚊子。
李子竖重重放下碗筷：“食不言寝不语，吃饭！”
一顿饭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结束。收拾碗筷时，韩梅悄悄对李永康说：“你妈……跟村里人说的一样吗？”
“别问。”李永康脸色铁青，转身出了厨房。
夜深了，李白英躺在熟悉的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王大川在她身边发出均匀的鼾声，这个男人的睡眠总是很深，仿佛生活中的一切烦扰都无法打扰他的梦境。
窗外月光很好，透过窗棂洒进来，在地上画出菱形的光斑。李白英想起十七岁那年的夏天，也是这样的月光，她和村里的知青赵文斌躲在打麦场的草垛后面。赵文斌会背普希金的诗，会给她讲城里的电影院和公园。他说要带她去郑州，去看二七纪念塔，去吃老蔡记的蒸饺。
后来赵文斌回城了，再后来听说他考上了大学。走之前，他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她珍藏了很久，直到纸条被汗水浸得字迹模糊。
那是她人生中唯一一次接近爱情的时刻。从那以后，生活就成了一口深井，她在井底，只能看见头顶那一小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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