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

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旁是各种店铺：供销社、国营饭店、邮电局、信用社、卫生院……建筑大多是砖混结构，两层或三层，外墙刷白灰，但很多已剥落。

陈砚舟先去了卫生院——其实就是一个稍大平房，门口挂着“云泽公社卫生院”木牌。里面光线昏暗，弥漫消毒水和草药混合味道。

赤脚医生是个四十多岁中年人，戴眼镜，正在给小孩包扎伤口。看到陈砚舟，他点点头：“来抓药？你娘的药方我知道，还是那几味？”

“是的，李医生。”

李医生熟练拉开药柜小抽屉，用戥子称量药材：川贝、桔梗、甘草……包成三个小纸包。

“三毛钱。”

陈砚舟递过那三毛钱。李医生接过，看看他苍白脸色，叹口气：“砚舟，你娘这个病，光靠这些草药不行。得去县医院拍片子，用西药。拖久了，恐怕……”

“我知道。”陈砚舟低声说，“可是……”

“我知道，钱。”李医生摇头，“你们家的情况……唉。这样，下次你来，我给你加两片安乃近，退烧止痛的，不收你钱。”

“谢谢李医生。”

拎着药包走出卫生院，陈砚舟站在街上，看人来人往。

镇子比村里热闹些，但依然透着萧条。供销社门口排着队，人们在买肥皂、火柴、盐等日用品。国营饭店里飘出炒菜香味，但进去的人不多——大部分人还是自带饭盒，或买两个馒头就走。

陈砚舟的目光落在供销社旁边的墙上，那里贴着一张褪色的大字报，还有几份报纸。

他走过去。

大字报内容是关于“肃清歪风邪气，端正思想风气”的，字迹已有些模糊。旁边的报纸是《浙江日报》，贴在玻璃橱窗里。他凑近看报头上的日期——

1978年9月15日。

1978年。

陈砚舟的心脏狠狠跳了一下。

他穿越到了1978年秋天。

作为研究江南经济史和城镇发展的学者，他太清楚这个年份意味着什么了。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将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但此刻是9月，会议还没开，整个国家的发展思路，还处在旧的框架里尚未松绑，计划经济体制依然坚如磐石，绝大多数人还在为温饱挣扎。

然而春雷已经在酝酿。陈砚舟知道，就在这一年，安徽小岗村已经悄悄按下了手印，只是消息还没传开。在浙江，一些头脑灵活的农民已经开始“偷偷摸摸”搞副业，虽然随时可能被当作“投机牟利的苗头”割掉。

机会与风险并存。

他站在1978年秋天的云泽镇街头，手里攥着给母亲抓药的纸包，口袋里只剩下五毛六分钱——那是父亲全部的家当。

“同志，要买东西吗？”

一个声音在旁边响起。陈砚舟转头，见是个三十来岁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拎黑色人造革包，正小心翼翼看着他。

“你是……”

“我是县土产公司的采购员。”男人压低声音，左右看看，“我看你在这里站了半天，是不是……想买点什么？”

陈砚舟明白了。这是“黑市”交易。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多紧俏物资需要通过非正规渠道流通。

“你有什么？”

男人眼睛一亮，凑近些：“肥皂、火柴、白糖……我都有。还有这个——”他拉开包的一角，陈砚舟瞥见里面有几盒“大前门”香烟。

“怎么卖？”

“肥皂不要票，四毛一块。白糖一斤一块二，不要糖票。香烟……大前门三毛五一包。”

陈砚舟心里快速计算。供销社里，肥皂凭票是一毛八一块，白糖凭票是七毛八一斤。黑市价格翻了一倍还多。

“我没钱。”他实话实说。

男人失望地“哦”了一声，准备离开。

“等等。”陈砚舟叫住他，“我有东西，你要不要？”

“什么东西？”

陈砚舟从随身带的布袋里掏出几个红菱——是上午采的，本来想带回家，现在成了他唯一的筹码。

“菱角？这个……”男人皱了皱眉，“这东西镇上多的是，不值钱。”

“新鲜的，今天刚采的。县城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吧？”

男人迟疑一下：“倒也是……县城菜市场，这种新鲜菱角能卖到一毛五一斤。但你这才几个……”

“如果我有很多呢？”陈砚舟盯着他，“几十斤，上百斤，你收不收？”

男人重新打量他：“你是哪个生产队的？能搞到那么多？”

“这你别管。你就说，如果我能稳定供货，你多少钱收？”

“稳定供货……”男人想了想，“如果你能保证每三天送五十斤以上，我可以按一毛二一斤收。但必须是新鲜的，不能有烂的。”

一毛二一斤。一百斤就是十二块。

陈砚舟心跳加速。十二块钱，在1978年是什么概念？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三十多块，十二块钱够买六十斤大米，或者给母亲抓四十副草药。

但这需要成本——他需要采摘，需要运输，最重要的是，需要“合法”的身份。否则一旦被抓住，就是“投机倒把”，轻则没收罚款，重则被公社通报批评、扣上投机的帽子挨训。

“让我想想。”陈砚舟说。

“行，我叫周永福，县土产公司的。每周一、三、五上午，我都在这一带。”男人递给他一张皱巴巴纸片，上面手写着一个名字和“县土产公司”字样。

“我叫陈砚舟。”

“好，小陈同志，想好了找我。”周永福点头，快步离开。

陈砚舟站在原地，看着手里纸片，又看看对面的供销社。

供销社门口，人们还在排队。一个妇女因为买不到红糖正在和售货员争执：“我孩子发烧，就想买点红糖冲水！凭什么不卖给我？”

售货员面无表情：“红糖断货了，下个月再来。”

“下个月？我孩子等得了吗？”

“那没办法，计划供应的，没货就是没货。”

妇女红着眼睛走了。陈砚舟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突然想起母亲苍白的脸。

他深吸一口气，走进供销社。

里面光线也不亮，货架上商品稀稀拉拉。布匹柜台有几卷布，颜色单调。副食品柜台有散装饼干、糖果，但量很少。日用品柜台摆着搪瓷盆、热水瓶、肥皂盒……

他走到卖红糖的柜台前，果然，货架是空的。

“同志，红糖什么时候有货？”他问售货员，一个二十多岁姑娘，正埋头织毛衣。

“不知道，等通知。”姑娘头也不抬。

陈砚舟转身要走，目光却扫过墙上的价目表。那是用毛笔写在红纸上的，贴在玻璃柜台后面：

白糖：0.78元/斤（凭票）

红糖：0.62元/斤（凭票）

食盐：0.15元/斤（凭票）

肥皂：0.18元/块（凭票）

火柴：0.02元/盒（凭票）

煤油：0.35元/斤（凭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