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春天来得很晚，三月了，田野里还覆盖着薄薄的霜。李白英坐在开往山西的长途汽车上，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渐行渐远。
这次离开，她没有告诉李永煌。儿子正在备战高考，她不想再影响他。只是在临走前一天晚上，她偷偷往儿子枕头下塞了五百块钱，还有一张纸条：“好好考试，妈等你好消息。”
王大川送她到村口，两人一前一后地走着，像两个陌生人。
“到了打个电话。”王大川说。
“嗯。”
“缺钱就说。”
“嗯。”
汽车发动时，李白英回头看了一眼。王大川还站在原地，瘦小的身影在晨雾中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不见。
她忽然想起二十三年前嫁到王大川的那天。也是这样的早晨，也是这样的雾气。她穿着红棉袄，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王大川推着车，一路无言。那时候她哭了一路，因为心里还想着赵文斌。
二十三年了，她在这个男人身边睡了二十三年，吃了二十三年他做的饭，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可他们之间说的话，加起来可能还没有她和工地上的姐妹一个月说的多。
这就是命吧，李白英想。
汽车驶出黄河县界时，太阳出来了。金黄色的阳光透过车窗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她闭上眼睛，心里有一种奇怪的轻松感。
离开，也许是对的。对所有人都好。
山西的工地和以前没什么不同。尘土飞扬的场地，轰隆作响的机器，戴着安全帽的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忙碌。李白英还是做老本行——在工地上做饭。
这次她格外小心，不和任何男人走得太近。白天在厨房忙活，晚上就待在女工宿舍里，织毛衣，看从地摊上买的旧杂志。她每个月往家寄两千块钱，其中一千五指定给永煌做生活费。
六月，高考结束那天，李白英给家里打了电话。是王大川接的。
“永煌考得怎么样？”
“他说还行。”
“志愿填哪里？”
“还没出来分数呢，等分数出来再填。”
沉默了一会儿，王大川说：“永辉……离婚了。”
李白英的心一沉：“什么时候？”
“上个月。韩梅家来人把嫁妆都拉走了。永辉把县里的工作辞了，现在在家。”
“为什么辞工作？”
“他觉得丢人，不想在县里待了。”
李白英握着话筒，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什么时候回来？”王大川问。
“等永煌的录取通知书下来吧。”李白英说，“我多挣点钱，他上大学要花不少。”
挂掉电话，李白英在工地的小卖部门口坐了很久。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根细瘦的竹竿。她想起韩梅刚嫁过来时的样子，羞涩，爱笑，会甜甜地叫她“妈”。也想起儿子结婚那天，李子竖喝了很多酒，拍着李永辉的肩膀说：“成家了，就是大人了，要担起责任。”
才一年多，一切都变了。
七月底，高考分数出来。李永煌考了589分，超过一本线四十多分。李白英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时，哭了。
“好，好，我儿子有出息。”她哽咽着说。
“妈。”李永煌难得地主动叫她，“我想报新州大学。”
“报！你想报哪就报哪！”
“学费一年五千，住宿费一千二，还有……”
“钱的事你别操心，妈有。”
挂掉电话，李白英算了一笔账。学费五千，住宿费一千二，生活费一个月最少八百，一年就是九千六，加起来一万五千八。这还不算书本费、回家的路费、买衣服的钱。
她一个月挣两千五，去掉自己花销，能存两千。到九月份开学，她能存四千。不够，远远不够。
那天晚上，李白英找到工头老陈。老陈现在已经是项目经理了，在工地上有自己的办公室。
“陈经理。”她站在门口，有些局促。
老陈正在看图纸，抬头看见她，愣了一下：“白英？进来坐。”
办公室里有空调，很凉快。老陈给她倒了杯水。
“找我有事？”
“我想……我想多干点活。”李白英低着头，“我儿子考上大学了，学费不够。”
老陈沉默了一会儿：“现在厨房的工作已经满负荷了，不能再加。不过……仓库那边缺个管理员，白天看仓库，晚上值夜班，一个月能多五百。就是辛苦，得二十四小时待命。”
“我愿意！”李白英急切地说，“我不怕辛苦。”
老陈看着她，眼神复杂：“白英，你今年四十七了吧？这样拼，身体吃不消。”
“没事，我身体好着呢。”
“那行，明天你就去仓库报到。”老陈说，“不过我得提醒你，值夜班就你一个人，要注意安全。工地上的工人杂，什么人都有。”
“我知道，谢谢陈经理。”
走出办公室，李白英长长舒了一口气。多五百，一个月就能存两千五，到九月份能存五千。加上王大川种地攒的钱，应该够了。
仓库的工作比厨房更枯燥。白天登记物料出入，晚上就睡在仓库旁边的小屋里。小屋只有十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电扇。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
但李白英很满足。她算着日子，算着钱，想象着儿子穿着大学校服的样子。李永煌会成为李家第一个大学生，会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会读很多很多书，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到那时，也许所有人都会忘记她的过去，只会说：看，那就是李永煌的妈妈，培养出一个大学生。
八月，录取通知书到了。李永煌被新州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录取。李子竖在电话里的声音激动得发颤：
“咱们老李家，终于出大学生了！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啊！”
他甚至破天荒地主动问起李白英：“你在外面……还好吧？钱够不够？不够就说。”
“够，够。”李白英说，“爹，您注意身体。”
“我好着呢。”李子竖说，“等永煌开学，你回来一趟吧。咱们摆几桌，请亲戚朋友喝喜酒。”
李白英犹豫了：“我……我就不回去了吧。工地忙，走不开。”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随你吧。”李子竖的声音冷了下来，“反正你在不在，都一样。”
挂掉电话，李白英呆呆地坐着。仓库里堆满了水泥和钢筋，空气中有尘土的味道。一只苍蝇在耳边嗡嗡地飞，她挥了挥手，没赶走。
九月初，李永煌去新州报到。李白英往家里汇了六千块钱，其中五千是学费，一千是生活费。她没告诉儿子，这六千块钱里，有三千是她从工地上借的。
仓库值夜班的工作，比她想象的更辛苦。工地半夜经常要材料，她得起来开门，登记。有时候一晚上要起来三四次，根本睡不好。才一个多月，她的黑眼圈就重得像熊猫，体重掉了八斤。
十月的一天晚上，老陈来仓库检查，看见她憔悴的样子，皱起了眉头。
“白英，你这样不行。晚上我给你安排个帮手吧。”
“不用不用。”李白英连忙说，“我一个人能行。”
“不是能不能行的问题。”老陈说，“你这样下去，会垮的。这样吧，我让小王来帮你值下半夜，你至少能睡个安稳觉。”
小王是工地上的保安，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那……那得多少钱？”李白英问。
“不用钱，算他加班。”老陈摆摆手，“你别推辞了，就这么定了。”
从那天起，小王每天晚上十二点来接班，李白英可以睡到早上六点。虽然还是要起来几次开门，但总算能连续睡几个小时了。
李白英很感激，经常给小王带点自己做的菜。小王是四川人，爱吃辣，她就学着做川菜。两人渐渐熟悉起来，晚上值班时，会聊聊天。
小王告诉她，他家里穷，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在工地上干过小工，搬过砖，后来因为人机灵，被老陈看中当了保安。
“我想攒点钱，回家开个小卖部。”小王说，“再娶个媳妇，生个娃。”
“你还年轻，慢慢来。”李白英说。
“凤姐，你呢？”小王问，“你攒钱干啥？”
“我儿子上大学了，得供他读完。”
“你男人呢？他不挣钱？”
李白英沉默了。小王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赶紧转移话题。
十一月底，工地快完工了。老陈找李白英谈话：
“这个项目年底就结束了，新的项目在西安。你要是愿意，可以跟我过去。工资涨到三千，还是管仓库。”
李白英想了想：“陈经理，我能问问，西安那边……包吃住吗？”
“包，条件比这里好。”
“那我跟您去。”
她需要钱。永煌大二、大三、大四，还要花很多钱。李永辉离婚后在家闲着，也得找点事做。王大川种地的收入，只够他自己生活。
离开山西前，李白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是李永煌接的。
“妈。”
“永煌，在学校还好吗？”
“好。”
“钱够花吗？”
“够。”
“学习跟得上吗？”
“跟得上。”
一问一答，像审讯。李白英心里发苦，但还是笑着说：“妈要去西安了，那边工资高。你缺钱了就给妈打电话。”
“嗯。”
“永煌……”李白英犹豫了一下，“你在学校，没人……没人说什么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妈，我同学都不知道我家的事。”李永煌的声音很低，“我告诉他们，我爹是工人，我妈……我妈去世了。”
李白英像是被人当胸打了一拳，半天喘不过气来。
“妈，对不起。”李永煌哽咽着，“可我真的受不了。他们问我家里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
“没事，没事。”李白英强忍着眼泪，“你说得对，这样好。妈明白，妈都明白。”
挂掉电话，李白英在仓库的小屋里坐了一夜。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她才四十七岁，看起来却像六十岁。
她想起永煌小时候，最爱吃她做的鸡蛋羹。每次她蒸鸡蛋羹，小家伙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厨房门口，眼巴巴地等着。
“妈，好了吗？”
“快了快了。”
“妈，你做的鸡蛋羹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那时候的儿子，眼里有光，有爱。
现在呢？现在儿子宁愿告诉同学母亲死了，也不愿承认她的存在。
李白英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镜子里的人，眼睛红肿，脸色蜡黄，皱纹像干涸的土地一样龟裂。她摸着自己的脸，忽然笑了，笑得眼泪直流。
也好，死了也好。死了就干净了，就不会让儿子丢脸了。
十二月，李白英跟着老陈去了西安。新工地很大，是建一个商业中心。仓库也大，管理更规范。她有了单独的宿舍，虽然只有八平米，但有独立的卫生间。
西安的冬天很冷，比河北冷得多。李白英不适应，感冒了好几次。但她还是坚持下来了，因为工资真的涨到了三千，加上夜班补贴，一个月能拿三千五。
她每个月往家寄两千五，自己只留一千。这一千要吃饭，要买日用品，要交话费，剩下的寥寥无几。但她很满足，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点点增加，想象着儿子毕业后的样子。
2010年春节，李白英没有回家。工地春节不放假，三倍工资。她算了算，干到正月十五，能多挣两千多。
年三十晚上，她给家里打电话。李子竖接的。
“爹，过年好。”
“嗯。”李子竖的声音很冷淡，“你不回来？”
“工地忙，回不去。”
“钱呢？寄了吗？”
“寄了，前天寄的，两千。”
“永煌寒假去打工了，在超市当收银员，一天八十。”
“那好，锻炼锻炼。”
“永辉去南方了，跟人去广州打工。”
“广州好，机会多。”
一问一答，像汇报工作。挂掉电话前，李子竖说：
“族谱修完了。咱们这一支，从明朝洪武年间迁到黄河，到现在二十三代，一共四百八十七人。每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
李白英心里一紧：“爹，我的名字……”
“在。”李子竖冷冷地说，“李白英，女，1962年生，适王门。生子二：永辉、永煌。”
没有提她的“事迹”，但李白英知道，这已经是父亲最大的仁慈。
春节过后，工地上的工人陆续返岗。李白英发现，老陈对她的态度有些微妙的变化。不是不好，而是太好了。经常来仓库“检查工作”，一坐就是半天。有时候会带点水果，说是客户送的。
李白英不是小姑娘，她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她装傻，总是客客气气，保持距离。
三月的一天晚上，老陈喝多了，来仓库找她。
“白英，你跟我几年了？”
“六七年了。”
“我对你怎么样？”
“陈经理对我很好，我一直记着。”
老陈盯着她，眼睛里有血丝：“白英，我也不瞒你。我离婚了，去年离的。孩子跟了前妻，我现在一个人。”
李白英低下头：“陈经理，您喝多了，回去休息吧。”
“我没喝多。”老陈抓住她的手，“白英，咱们都不年轻了，找个伴过日子吧。我在这行干了二十年，有经验，有人脉。你跟了我，不用再这么辛苦，我可以给你开个店，做点小生意……”
“陈经理！”李白英抽回手，“您真的喝多了。我有丈夫，有孩子。”
“你那也叫丈夫？”老陈冷笑，“一年见不了一次面，话都说不了几句。白英，别骗自己了，你那个家，早就名存实亡了。”
这句话刺痛了李白英。她站起来，打开仓库的门：
“陈经理，请您回去。我要休息了。”
老陈看了她一会儿，摇摇头，摇摇晃晃地走了。
从那以后，老陈再也没单独来找过她。工作上还是一样，该关照的关照，该批评的批评，但那种微妙的暧昧消失了。
李白英松了口气，又有点失落。她知道自己拒绝的是什么——一个安稳的晚年，一个不用再漂泊的生活。可她做不到。她心里还有那个家，还有儿子，还有那个虽然冷漠但毕竟是她父亲的男人。
六月，李永煌打来电话，说要买电脑，学机械设计要用。
“多少钱？”
“最便宜的也要四千。”
“妈给你寄五千，买个好点的。”
“谢谢妈。”
挂掉电话，李白英算了算账。存折上还有八千，寄五千剩三千。下个月工资发了，再寄两千回家，自己留一千五。够了。
她去银行汇款，排队时看见玻璃门上自己的倒影。头发白了一大半，背有点驼，衣服是工地发的工装，洗得发白。她才四十八岁，看起来却像六十岁。
汇完钱，她走进一家小饭馆，破天荒地点了一碗羊肉泡馍。二十五块钱，是她三天的饭钱。但今天，她想对自己好一点。
泡馍很香，热气腾腾。她小口小口地吃着，想起很多年前，和赵文斌在县城吃羊肉汤的情景。那时候一碗羊肉汤八毛钱，赵文斌总把肉挑给她。
“你吃，你正长身体呢。”
“文斌哥，你对我真好。”
“傻丫头，不对你好对谁好？”
后来赵文斌回城了，走之前塞给她一个信封，里面是五十块钱和一张纸条：“等我稳定下来，就接你进城。”
她等了三年，等到赵文斌结婚的消息。
羊肉泡馍吃完了，李白英的眼泪掉进碗里。她赶紧擦擦眼睛，付钱离开。
回到工地，她给王大川打了个电话。
“大川。”
“嗯。”
“永煌要买电脑，我寄了五千回去。”
“知道了。”
“你……你身体还好吗？”
“好。”
“爹呢？”
“也好。”
又是沉默。李白英忽然很累，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那我挂了。”
“等等。”王大川忽然说，“白英，你……你在外面，注意安全。别太累。”
就这一句话，让李白英的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知道。你也是。”
挂掉电话，她坐在宿舍的床上，看着窗外西安的夜空。城市的灯光把天空染成暗红色，看不见星星。她想起河边村的夜晚，星星又多又亮，像撒了一把碎钻石。
她想家了。虽然那个家让她窒息，让她痛苦，但那是她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是她母亲埋葬的地方。
八月，工地出了事故。一个工人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摔断了腿。老陈被公司问责，扣了半年奖金。那段时间，老陈脾气很坏，经常骂人。李白英小心翼翼，生怕触霉头。
九月底，李永煌打电话来，说想考研。
“考研好，妈支持你。”
“可是考研要报辅导班，买资料，要花不少钱。”
“多少钱？”
“至少得三四千。”
“妈给你寄。”
“妈……”李永煌犹豫了一下，“要不我还是不考了，早点工作挣钱。”
“不行！”李白英斩钉截铁，“必须考！妈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你读研究生！”
“妈，对不起，总是让你操心。”
“傻孩子，跟妈说什么对不起。”
挂了电话，李白英又算账。存折上还有五千，寄四千剩一千。下个月工资发了，还得寄钱回家。不够，远远不够。
她想了很久，找到老陈。
“陈经理，我想……我想加班。”
“加班？你现在不是已经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了吗？”
“我是说，周末我也想值班。反正我没事，在宿舍也是待着。”
老陈看着她：“白英，你到底缺多少钱？”
李白英低下头：“我儿子想考研，得报辅导班。”
老陈叹了口气：“这样吧，我私人借你五千，不要利息。你每个月还五百，十个月还清。”
“不，不用。”李白英连忙摆手，“我能自己挣。”
“别逞强了。”老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拿着。算我借你的，写个借条就行。”
李白英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接过了信封。
“谢谢陈经理，我一定尽快还您。”
“不急。”老陈摆摆手，“你去忙吧。”
走出办公室，李白英紧紧握着那个信封，心里百感交集。这些年，老陈帮过她很多次。她不知道这是出于同情，还是别的什么。但她感激他，真心实意地感激。
十月，李白英开始周末加班。周末工地上人少，她就一个人打扫仓库，整理物料。累了就坐在门口晒太阳，看工地上来来往往的人。
西安的秋天很美，天空湛蓝，云朵像棉花糖。梧桐树的叶子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响。李白英想起河边村的老槐树，这时候也该落叶了吧。
她给王大川打电话：“家里冷了吗？”
“还没，白天还挺暖和。”
“永辉有消息吗？”
“有，在广州电子厂，包吃住，一个月两千。”
“那不错。”
“永煌说考研辅导班报上了，谢谢你的钱。”
“一家人，说什么谢。”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王大川说：“白英，今年过年……回来吗？”
李白英的心一颤：“我……我看情况吧。”
“爹身体不如以前了，腰疼得厉害，夜里睡不好。”
“去医院看了吗？”
“看了，医生说腰椎间盘突出，要卧床休息。可他不听，非要下地干活。”
“你劝劝他。”
“我劝了，他不听。”
挂了电话，李白英心里乱糟糟的。她该回去吗？回去面对父亲的冷眼，面对儿子的疏远，面对村里人的指指点点？
可那是她的家啊。父亲老了，腰疼了。她作为女儿，该回去看看。
十一月，李白英做了一个决定：干到年底就回家，过完年不来了。永煌马上要考研了，考上了还要读三年。她得回去，在附近找个工作，哪怕挣得少点，至少能照顾家里。
她把决定告诉老陈，老陈很惊讶：
“不来了？为什么？这边工资高，干得好还能涨。”
“我父亲身体不好，得回去照顾。”
老陈点点头：“也是，父母年纪大了，是该在身边。那你什么时候走？”
“一月底吧，干到发年终奖。”
“行，到时候我给你结清工资，多发一个月奖金。”
“谢谢陈经理。”
十二月，西安下雪了。工地停工三天，李白英难得地休息。她去了大雁塔，看了兵马俑，吃了回民街的小吃。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里走走停停，拍了几张照片，想带回去给父亲看。
父亲一辈子没出过远门，最远只到过阳城。他总说，等有机会了，要去西京看看天广门。可这个“有机会”，等了一辈子也没等到。
李白英想，等开春了，天气暖和了，她要带父亲去西京。哪怕就待一天，看看天广门，看看毛席纪念堂，也算圆了他一个梦。
一月底，李白英领了工资和奖金，一共八千多。她还了老陈一千，还剩七千。加上之前的存款，她有两万块钱。这对她来说，是一笔巨款。
临走前，老陈请她吃饭。在一家小餐馆，点了四个菜，一瓶酒。
“白英，这几年辛苦你了。”
“不辛苦，是我该谢谢陈经理。”
“回去后有什么打算？”
“在县城找个活，超市、饭店都行。”
老陈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两千块钱，算我的一点心意。别推辞，你儿子考研要用钱。”
李白英的眼眶红了：“陈经理，我欠您的太多了。”
“别说欠不欠的。”老陈给她倒了一杯酒，“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也算朋友了。以后有困难，随时给我打电话。”
那天晚上，李白英喝多了。回宿舍的路上，她跌跌撞撞，又哭又笑。这些年，她像一根绷紧的弦，不敢松，不敢断。现在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第二天，李白英坐上了回家的火车。硬座，十六个小时。她抱着背包，里面装着给家人买的礼物：给父亲的羊毛护腰，给王大川的棉鞋，给永煌的保暖内衣，给永辉的皮带。
火车轰隆轰隆地响，窗外的风景从黄土高原变成华北平原。离家越近，李白英的心越慌。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不知道父亲会不会让她进门，不知道儿子愿不愿意看见她。
但她必须回去。那是她的家，她的根，她逃不掉的命运。
傍晚时分，火车到了阳城。李白英转乘汽车，一个小时后，黄河县的站牌出现在眼前。
下车时，天已经黑了。冬天的夜晚很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子。李白英紧了紧围巾，提着行李往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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